现代国家通过法治的方式，治理和整合社会力量，从而达成社会的共识和秩序的统一性。

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4页。到了1970年，毛泽东在1954年时预判的修宪时间已至，[54]他即提出召开全国人大会议和修改宪法。

[64]相反，倒可以说按劳分配是消灭资产阶级的法宝。[70]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44]因此，他随后将一份中央文件稿中最高工资可以等于最低工资的四倍左右的左右二字删去，加写或者倍数稍为多一点，总以既体现了按劳付酬，又不使差额过于悬殊为原则。于是，尽管有人在制宪讨论过程中提出要纳入按劳分配，但无论是《制宪报告》还是五四宪法，[38]均未出现各取所值/按劳取酬的表述。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

[90]参见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意见，载《人民日报》1999年2月1日，第1版。有论者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资只是采取了工资的形式，其与资本主义的工资根本不同，因为工人的劳动力不是商品, 工资，也不是劳动力的价格。研究者最初所见，是各种宪法文本和基本权利条款。

有人评价，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30年来中国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改革。唯有政府主导，方能完成。既然社会弱者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无力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那么就只能诉诸社会强者的协助。这一部分法律主要针对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并且着意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问题，突出社会救助的福利性。

社会权指公民获取一定经济福利和保障，以过上文明人生活的权利。在多年革命后，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又经历了数十年的努力方有今日之成效。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为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社会权，所尽的义务须是最为基本或最低限度的。更为重要的，它是中国自身关于社会权的认识理解与制度实践的产物，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性，成为识别我国政治、法律制度社会主义属性的标志之一。而前述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规定，则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内容。其体现的是国家与公民之间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有尊重、保护和实现的义务。

[44] 王培英：《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370-382页。但问题在于，在当时社会财富尚不够充足的情况下，生产单位因为其所在的地区、行业等不同而各有差异，物质资源不可避免会向某些单位倾斜，这导致了国民实际享有的社会权可能被分类对待。[43] 同前注32，第13-14页。要言之，宪法的作用在于，一方面明确社会权保障的基本理念，即，实现国民的社会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但社会权的实现需要符合国情，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

[7]社会权由社会思潮凝结为是实定权利，出现在宪法法律中。国家以市场经济的手段来实现资源的合理流动，避免对人民财富的过度分配，以立法的方式约束社会权保障的任意性。

这就需要政府再实行财富的二次分配，通过社会保障的手段，使全体公民共享社会发展和积累的成果。最后一部分则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点，……。由于国家财政来自于国民的租税，[25]故欲资助贫穷者生活，势必要对能担负者多课税，这又会牵扯到税收体系的变动。[17]在此简略分析理解社会权的三个关键性维度： 1.社会权是政府提供的自由 社会权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这里的基本（essential）凸显的是该权利在整个权利体系中的基础性（fundamental）和必要性(necessary)地位。[54]这充分反映了现行宪法尊重客观，尊重国情的社会权理念。这也体现了全民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种分享。我们可将宪法对社会权的多种形式的规定，分为宪纲性规定、政策性规定和法律性规定三类。

[22] 2.最需要享有社会权的，是对社会权贡献最少的 尽管从法理上讲，每一社会成员都是社会权的权利主体，但社会权的实际享有在社会成员中的分布并不是均质化的。从20世纪初开始，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逐渐侧重于社会权。

[24] 赵汀阳：《每个人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95-100页。从基本权利演进的链条来看，社会权较之自由权、政治权，更为晚出。

在充分保障弱势群体社会权的同时，国家的责任在于为国民提供良好的教育，建立公正的市场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并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使劳动者在市场中通过自身的劳动实现社会权，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全民的福利。从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一致性出发，劳动者服从于所在的生产单位，那么其个人利益与生产单位的集体利益即是相融的，进而与国家利益不悖。

按照目前通行的理解，法律体系中所讲的社会法，主要是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等方面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吸收所在时代的精神及诉求，被制宪者和立法者认识到，表达在宪法和法律中，得到发展或进一步强化，又反过来以成为该时代的象征。另一方面，现行宪法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实行合乎国情的经济制度，停止对国民经济生活的直接安排，既减轻了国家负担，也使得国民社会权得到了更好的实现。道从来都是天下性的，同时又会在不同的国家族群中展现各自特质。

[8] 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更将宣言中的社会权规定转化为专门化公约，位列两大基本权利国际公约之首。[44]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在第十三章基本国策中专门设节于第三节、第五节规定了国民经济和教育文化诸项政策。

[69] 龚向和：论社会权的经济发展价值，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法院可受理公民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而提起的诉讼。

因为如果没有社会权这一总括性权利且在宪法中得到确认和体现，那么，其下属的种种权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15]传统宪法学理论看重的生存权，也得到了较多关注。

在其政治纲领《建国大纲》里，即能见到关于民生主义的丰富阐发。其次，宪法序言概括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革命历程。与宪法中规定的其他基本权利一样，社会权的具体落实需要部门法律加以支撑和具化，这就逐渐发展出社会法部门。现行宪法文本包含序言和条文两大部分。

T.H.马歇尔进一步引申出，一个社会中所有人要求享有这些条件的权利也就是要求成为社会的完全成员的权利，即成为公民的权利。[21] Eide A, Krause C, Rosas A.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 Textbook [M].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5: 37. [22] 乔煜、刘学琴：论社会权的宪法保护，载《攀登》2018年第1期。

总的来说，以国家和政府保障责任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权、劳动权和受教育权是得到普遍公认的基本权利，属于社会权的核心权利内涵。这些规定都是围绕公民生存与发展设置的，属于社会权内容的主体部分。

而民生问题则在社会生活表面化的断层之下，始终位于中国政治的主题中。2001年，我国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